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挑战

投促局电子产业科 张俊强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利用外资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就是利用外资之路。我国改革开放前十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还相当有限， 1990年外国直接投资才35亿美元；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我国出现了对外开放新局面,外商投资热情高涨,使得该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首次超过100亿美元；此后十年连续大幅增长，2002年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2005年中国所获外国直接投资达到724亿美元，创造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据统计，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全世界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6.5%，占发展中国家所获外商直接投资的25%。自改革开放到2007年底，我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近7800亿美元。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40%，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

纵观全球，近几年全球FDI规模持续增长。据每年一度的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球FDI为6120亿美元，2005年增长到9160亿美元，2006年跃升为1.3万亿美元，2007年猛增到1.5379亿美元。我国周边的印度、越南、俄罗斯等国FDI近年来也均连创历史新高。与此态势相反，我国FDI在2005年达到创纪录的724亿美元之后，却连续两年下滑。2006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694.7亿美元, 比2005年下降4%; 2007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673亿美元, 比2006年下降3.1%。以上数字对比充分说明我国与全球的走势相背离，在全球FDI总量中的份额呈下降态势，这对我国利用外资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造成这种不利局面，有如下几方面原因：

一、目前我国涉及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跨国并购业务的开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其中，绿地投资是指通过新建企业而形成的国际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主要采取并购方式，并购金额动辄高达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而在我国，外商多以“绿地投资”为主，其单体项目规模相对有限。目前，我国只有关于外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规定、关于外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关于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的规定等相关法规，尚不能满足于跨国公司在华开展投资并购的需要。在现行外资管理体制下，外资并购业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如需要税务、海关、工商、外汇、国土等部门对有关企业所享受的待遇进行重新核定，在国有资产的评估处理、人员的安置等问题上又涉及财政、劳动等部门，由于各部门执法尺度不一，收购业务难以开展。此外中方企业往往存在担心国有资产流失和肥水外流的观念问题，主要表现为要价过高，使外商望而却步。

二、中国投资环境的低成本优势和引资竞争力正在持续减弱。近年来，我国政府通过国家调控，对于土地供应收得很紧，并规定最低土地出让价格和严格的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加上节能减排要求，项目门槛日益提高，相应堵住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进入，对项目增量形成制约；随着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各地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影响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我国从2008年1月1日实行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取消对外资企业的各种普惠制优惠和超国民待遇，按WTO的原则给外资企业真正的国民待遇，势必造成部分外资转投周边税收政策更加优惠的国家。

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本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回本国投资，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截流、回流趋势。美国2004年开始实施《本土投资法》，通过减免税收，所得税由35%下降到5.25%，对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具有“虹吸效应”。 据摩根大通测算，美国出台《本土投资法》后将为美国带来超过4000亿美元的资本回流。近年来日本政府鼓励许多企业把资金撤回本国进行投资，高端投资的回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三阳商会、第一纺织、优尼库等纺织企业，纷纷把服装生产从中国搬回日本。2004年以来，佳能新增投资的80%都投向国内，丰田、东芝、日立、三菱等大企业在日本新增投资项目都超过300亿日元，形成了“制造业回流”现象。这导致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金融业务除外)近46亿美元，比2005年减少了29.58%，整体上，日本占海外对华投资总额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10.82%下降到了7.3%。

四、受“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风险论”蛊惑，日本和部分欧美跨国企业纷纷实施“中国+1”战略。“中国+1”的提法最初来自日本，该提法的主要含义是，为避免对外投资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同时，还要在东南亚、印度等地投资，建设生产后备基地，一旦中国市场发生波动，可以在东南亚、印度等地继续生产。2000年以来，日本对俄罗斯、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投资快速增长，2000—2006年，俄罗斯所占日本对外投资比重由0.2%升至0.5%，印度从0.2%升至0.6%，中国从4%升至6%，虽然在绝对量上中国仍占较大比重，但增幅上要慢于印度、俄罗斯。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2006年1～8月日本对印度投资同比增长172%，而同期对华投资却减少32%，即为此种战略的直接结果。此外，亚洲另外两个主要外资来源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也纷纷减少对华投资，转投东南亚和南亚。

200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欧美跨国企业也开始调整投资布局，在中国以外地区建设制造基地。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陆续宣布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资计划，计划投资额几乎都超过5亿美元。世界芯片业巨头英特尔公司除了在中国和印度设厂外，2007年又专门投资6亿美元在越南设立芯片组装厂，形成中印越三足鼎立格局。2007年5月4日，全球第3大芯片制造厂商德州仪器宣布将在菲律宾开设新的芯片封装测试厂，总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此事发生在3月份英特尔斥资25亿美元在大连建晶圆厂后，中国业界都对德州仪器项目充满志在必得的信心，结果却意外落败，再次折射出这些跨国公司的此种思路。

五、印度、越南等周边新兴国家强力争夺，对我国FDI形成分流、截流。周边新兴市场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显现，特别是印度、越南等经济高速发展东盟国家。这些国家为吸引外资提出了比我国更加优惠的引资政策，如越南实行“四免四减”，马来西亚、印度实行“五免十减”，相比我国已经收紧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杀伤力十分巨大。

上世纪80年代，中印几乎同时开始招商引资，但印度方面的步伐却比中国小得多。有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至2004年间，印度利用外资的年平均规模为30亿美元左右，仅相当于中国的1/18。进入2005年后，印度政府颁布了《外国投资促进法》，通过降低税收、放宽行业准入门槛，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迎接四方资金。印度奉行由高到低的引资路线，在高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经验丰富且具有英语天赋的人才，这将对中国继续吸引国外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投资产生直接竞争；与此同时，印度丰富而廉价的熟练劳动力资源也会对外资继续投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影响，因为印度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低30%，它正初步露出取代中国地区引资大国地位的架势。整个2006年，印度FDI流入增长强劲，达到175亿美元，是2005年67亿美元的2.5倍。而2007年，印度政府制定的FDI目标是250亿美元，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越南的例子更具有代表性。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出台了新的《企业法》来促进新企业的成立、保护企业经营免受行政干扰、放松管制以促进企业活力以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2006年11月，在历经11年谈判后，越南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0个成员，使越南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大舞台，为其吸引外资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来自越南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至2005年越南全国共批准FDI投资项目6880个，合同金额646亿美元。越南200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58亿美元， 2006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05亿美元，2007年再次刷新到203亿美元，连续几年增长率均接近翻番。2008年 1月3日，越南计划投资部对外表示，越南计划今后3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00亿美元，这将使得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引进外来资本进入越南境内的总额达到900亿美元的规模。

对于我国近年来吸引外资方面出现的上述新情况新挑战，我们要有清醒认识，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是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 因此，“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将紧紧抓住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难得机遇，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不断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吸收外国对华投资。